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反动统治，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。但当时孙中山在南京建立的临时政府却基本上一贫如洗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
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后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各省的督军们有不少都是以前清朝的大臣，他们习惯了有皇帝的日子。现在没有皇帝了，他们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。袁世凯的中央政府也收不上来多少财政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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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依靠向外国借款。尤其是和南方革命党打仗的时候，所需的经费只能向国外西方各国借款。政府所能依赖的更多的收入差不多就是关税，然后就是以总统的名义私下筹集的一些资金。地方上的督军手中都掌握有实际的兵权，他们既要满足政府的日常开支，还要筹措大量的经费。当时的中国是农业社会，他们基本上都沿用晚清时的惯例，在各个关卡收厘金，也就是从过往的商人头上抽税。
当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完成名义上对全国的统一后，由宋子文建立了国家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。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实际占领的是华东中国经济最富裕的地区，本身就具有很好的收税条件，再加上民国时候的关税收入。
这时的西北军阀和桂系军阀同样生财有道，比如冯玉祥和李宗仁就在自己统治的区域种植牙片，提炼毒品，向全国销售。利用这个手段来筹措军费，虽然祸害了其他地方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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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一穷二白，唯一的出产就是鸦片。王家烈纵容全省老百姓种植鸦片，然后征收高昂的鸦片税，同时收购鸦片卖到他省牟利。此举表面上能赚到不少钱，其实对于贵州没有好处。
贵州人民很容易生产和销售鸦片，导致吸毒的人非常多，男性农民很快就失去劳动力。连桂军士兵都抽，成为双枪兵，没有战斗力、定期要抽大烟，还怎么打仗？战斗力就不用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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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军阀陈济棠搞了很多实业，比如对外贸易，各种进出口生意。当然广东在民国以前长期是对外销售的窗口，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，也可以说得天独厚。陈济棠非常擅长搞钱，甚至和控制赣南中央苏区的红军达成协议，高价收购钨矿沙，然后出售。
当时钨矿沙是全世界畅销品，利润非常高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，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，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，对维持苏区政府的运作和养活十万红军，抗拒国军对苏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江苏军阀齐燮元从来不差钱，关键原因就是当年上海属于江苏。而上海是个下金蛋的鸡，每年单单海关税收就是一笔巨款。但齐燮元并非不是北洋政府合法领袖，原则上不能接受关税。
但他是土皇帝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所以仍然想方设法搞到相当一部分关税款，这是惊人的数字了。因此，齐燮元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，保住上海这个宝地。
陕西军阀党玉琨和孙殿英一样，依靠挖掘古墓，盗卖文物捞钱。
党玉琨是个小军阀，盘踞陕西凤翔。凤翔虽穷，但有很多秦汉的古墓。党玉琨为了获得军费，使用上千军人和民夫，将凤翔境内的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汉代古墓全部偷盗一空。
盗挖的文物，很多都是国宝级，全部辗转卖到国外。党玉琨年轻时曾在西安、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，对文物价值颇为知晓，贩卖文物是其老本行，得心应手。
1928年2月党玉琨偷盗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，挖出了一件稀世国宝～周公东征方鼎。党玉琨直到这件国宝非同小可，悄悄的将其卖给洋人。周公东征方鼎，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，是该馆的镇馆之宝，最开始就是被党玉琨偷出来的。
根据统计，河北一个县就有300多种新立的各种杂税，如杀猪要交税，捆猪的绳子要另外交税，船开要交税，船不开也要交税，上下船还得单独交税，出生有落地捐，结婚有新婚捐，死了有棺材捐，种树有植木捐，·····在军阀杨森治下，甚至连进城挑粪的农民也要交粪捐。所以当时有人讽刺“自古未闻粪有税，如今唯有屁无捐。”
军阀们甚至贪婪到开始征收“未来税”，河南的军阀把税收到了1950年建国之后，热河的汤玉麟甚至把税收到了1972年！北京廊坊一带的边防保障特别税在1937年时已经收到了2035年，已经丧心病狂。 设置关卡，收取过往商人的流通税，这叫做“厘金”，是晚清督抚们留下的规矩，当年曾国藩就是靠这笔钱养活的湘军。厘金对民间商贸的打击相当大，直到三十年代之后宋子文整顿财政才取消。
以大小军阀众多、饱受兵祸之苦的四川为例，从民国初年到1925年不过短短10余载，全省已有28个师、37个旅，兵额超25万之众，每年所需军费粗略统计竟高达2610万元，而当时四川全年税收不过1700多万元。
四川大小军阀为扩充实力，此后继续疯狂扩军，兵额很快达到40余万人。豢养如此庞大军队，耗费自然少不了，据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捐税多达100余种——田赋、盐税、契税、厘金，乃至肉禽、烟酒、油糖都要纳税，其他名目还有诸如临时军费、国难救急费、安川费、印花费、剿赤费、保安总费，等等。
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渠则致力于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，大力发展地方经济。山东和山西在当时属于模范省，各方面建设的成绩都非常明显。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，税收的增长也是可以预期的，军费自然就不成问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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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抗战期间，江南地区首先沦陷，导致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日益突出，军费就更加紧张了。国民政府只能向外借债，同时在国内大量印刷钞票导致通货膨胀。各个战区对当地的税收征收的比较高，在河南的汤恩伯甚至被河南人民当成了四大害之一。在民国的历史上，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是一个例外。张作霖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他识人善用。他任用王永江来整顿东三省的财政系统，大大提高了东三省的财政收入，军费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政府基本上依靠对商人征税，并且征收的还比较狠。孙中山和商人为生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非常激烈，因此还发生过商团叛乱事件，爆发的原因就是孙中山征收的税收太高，商人们实在忍无可忍。
当抗战结束后，蒋介石再一次发起了内战。历经上百年的战乱，中国的经济早已千疮百孔。蒋介石的办法就是开动印钞机，导致中国的物价飞涨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。借用通货膨胀洗劫民众的财产，以此来筹措军费。
经济上的崩溃迅速导致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崩溃，国民党败退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破产，让全国各界人士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任。本来宋子文一直致力于建立西方可以对接的财政系统，但都没有取得蒋介石的认可最终都付诸东流。没有稳定的财政就没有稳定的军费开支，军费的收入只能是杀鸡取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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